1、远山

我的故乡在赣西北，属于平原向山区过渡的丘陵地带。村庄紧挨着山，是那种只长石头和荆棘、不怎么长树的荒山。

山不高，儿时的我们像一群野猴子，在那些石头和沟坎中纵跃，半个上午就能爬到山顶。无数个春天夏天秋天，我们坐在山顶的大石头，向东眺望。山下有绿色的森林和田野，夹杂着星星落落的村庄，人们在土地上劳作。十多里外，有一片规模较大的白色建筑，那是镇上的集市。镇子再过去，就是海拔八九百米、屏障一般的墨山。

曾经，我对世界的认知，就停留在这片方圆十多里地的小小盆地。赶集的日子，我时常站在国道旁，看着那些挡风玻璃上写着“温州”或“宝安”的大巴车，那些车门上写着外地XX县的卡车，向往不已……我多希望它们能停下来，载上我去远方看看。

它们当然不会为我停留，载我去远方的是读书。

14岁那年我独自去县城念高中，18岁那年我考上大学第一次出远门去省城，大学毕业第一次出省去广州，然后一路晃荡，去北京、上海工作生活。后来第一次辞职，又背起包去了云南，去看泸沽湖、香格里拉、梅里雪山。我总想着去山的那边看一看，此后晃晃悠悠着，在每次离职间隙，就独自背包走青藏、四川、新疆、内蒙……

| 搭“砖机”的日子

远山无尽，岁月蹉跎。多年后，我才明了，那无数的远方，不过都是平凡的生活——我想，如果那时真有车停下来载我去远方看看，大概成人后也不至于再蹉跎、浪荡又十八年。

 2、少年

应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第一财经公益基金会的邀请，我花了一周时间再访云南。

这次访问的是山区乡村中小学。云南的山真的是大，连绵无尽。从热带雨林到贫瘠山巅，再到滇西北雪国，再高的山，也有人居住。那些大山里的孩子，过得怎么样？他们需要什么样的帮助？

也许很多人的认知还停留在十多年前，希望工程、捐点营养午餐、捐点文具甚至旧衣物。其实大可不必。得益于中国政府二十年来不计成本、史诗级的基础设施建设、扶贫攻坚、乡村振兴，今天，再贫瘠的大山，也修通了水泥/柏油路，连通了互联网、电商、快递。纵然还谈不上富裕，但绝对的贫穷也基本消灭。

广大中小学校也建设得不错。民国时期，川西军阀治下的“如果政府建得比学校好，就地处理”的豪言，在这些地方也真的实现，很多“老少边穷”地区的中小学校，建得都比当地政府好得多。

| 牛街中学与对面大山上的村庄

孩子们的学习保障也有很大提升，无论是家庭年收入二三十万的普洱茶区，还是年入只要两三万的无量山深处，无论走读还是住校，都能有一个不错的生活保障。当然，依然存在一些贫困家庭，调研下来，比例基本在5%以下，且主要是家庭突发疾病或大变故所致。这部分，政府、学校的特殊照顾，再加一些社会救助，也基本可以覆盖。

山区学习条件虽说不上特别好，但也并不太差。大多数都并不缺营养午餐和旧衣物。那孩子们最急需的是什么？在这些学校的“梦想课堂”，我们可以找到一些答案。

在普洱市宁洱县勐先镇小学，一堂名为《情绪变变变》的课上，孩子们被分成6人一组，先品尝了“五味杂陈”（五种不同味道的食物），后随机抽选题目（不同味道对应的情绪）、推选代表进行表演（不同情绪+不同场景），最终体验到“情绪管理”的重要性。

这门课程叫做《梦想舞台》，每周一课，致力于用戏剧、游戏活动发展创造力、肢体表现力和自信心。课上，每一个孩子都踊跃地举手，灵性地“表演”，快乐地互动，充满欢声笑语。在城市，孩子可以去商场花钱“职业体验”，乡村孩子自然没有这个条件。但在腾冲市猴桥镇小学，先亚琼、劳新艳老师的《个性名片》课上，孩子们一样进行着“职业规划”。

课上，先老师先展示了社会上的不同名片，同学们记住和总结名片要素，然后自己动手制作名片。最后，时间来到“20年后”，“同学们从四面八方赶来，一个期待已久的同学聚会震撼开场”，孩子们展示着自己的“名片”、个性和想象力，既加深了相互的了解，又推动着他们去思考未来。

这节设计精巧、天马行空的课时，是《我是谁》课程中的一节。山区孩子处于较封闭状态，普通对未来缺乏思考，我曾感同身受。这种关于“我是谁”、“我要到哪里去”的有趣的思考、探索，对他们来说是多么的重要！ 

3、去远方

最受孩子们喜爱的，是一门叫《去远方》的课程。这门课上，孩子们组成4-6人不等的小组，共同讨论各自想去的远方，继而达成共识，检索资料，做成方案，再申报、评选，而最后获胜的小组，在真爱梦想公益基金的支持下，真的可以去远方！

去年，大理州弥渡县牛街彝族乡民族中学的普桂婷老师就带着她的四位学生来到了远方——上海。孩子们自己制作方案、订票、订酒店，去了迪士尼、科技馆、外滩、东方明珠等。而刚到上海的两天，孩子们担心自己的云南口音，不敢开口说话，也不敢坐地铁，到后来，她们主动采访路人、找老外合影。管财务的李红婷小朋友对钱没有太大概念，在家时就花钱大手大脚，刚到上海就带着同学们敞开吃喝（去远方主张老师不干预），到后面两天发现只剩380块钱，这才召集队友们商量，大家压缩为一天两顿，一顿包子一顿面条。

最让普老师感动的是，孩子们宁愿自己不吃，也要为普老师买来早餐。普老师当然清楚，把买来的早餐分成五份，吃完跟着孩子们一起饿肚子……

| 孩子们的“去远方”

“去远方”之前，孩子们基本都没怎么出过远门：李红婷跟着开塔吊的哥哥最远去过大理，白云霜跟姐姐去过临市临沧。李佳春雨跟打工的父母去过山东泰安，还在那里读了幼儿园和一年级，但在泰安的两年，她哪都没去，只记得跟哥哥去河边抓蝌蚪，后来因为没人带又被送回家乡……连绵几百里、贫瘠的无量山深处，就是他们的视界。

“去远方”之后，她们都变得开朗、乐观、乐于交流。李红婷不再大手大脚，还开始为留守的父亲做饭（父亲说，尽管做得还不太好吃，但他吃得很幸福）；白云霜不再沉迷刷快手（快手没有14岁的年龄限制），制定了严格的学习和游玩时间表；李佳春雨采访过路人，得知人们只知大理而不知家乡弥渡，打算以后出去多宣传家乡，然后有条件就回来改造家乡。她们都树立了考复旦大学的理想，并带动着周围的同学一起思考远方和自己的未来。

比起赣西小小盆地里那个困顿无知的我，这些云南大山深处的少年，一定会拥有一个更清晰和宽广的未来。 

 4、老师

需要“远方”和“梦想”光亮的，何止少年。老师们也曾是少年。

普桂婷老师2014年才开启教师生涯。跟许多新老师一样，她前面三年铆足干劲，研究怎么上课，进步很大，三年之后，一时不知如何提高，又无从交流，蒙了很长一段时间；年轻的茶丽玲老师学艺术出身，原来在歌舞团工作，由于并非教师专业，刚做老师时还很挣扎；还有音乐老师丁智斌，原来觉得反正教的是不受重视的音乐，大山深处又缺乏知音，便封闭在自己的小小世界，甚至有些孤僻……

基层乡村教师，是一个封闭、容易陷入职业倦怠的群体。本身生活压力也不大，又缺乏职业上升和调动空间，数十年如一日地面对封闭的工作和生活环境，真要让他们永葆激情、热爱教学，现实中何其难。

大山里的孩子们，还可以通过教育走出大山、奔赴远方，而这些老师们，很多人自己都还没出过省。许多人终其一生，也只能与沉默的大山为伴。这些沉默的普通乡村教师，最需要的又是什么？

好在，这些山区老师们的待遇都还不错。如刚入职、未定级的新老师，工资加乡村教师补贴等，扣除五险一金实际可到手五千多元，且越偏远补助越高。一个从教数十年的副高级教师，薪资可达一万多元。而从新老师晋升二级、一级、副高，都有政策倾斜……这些地方的乡村教师，收入一般都要比同资历公务员高，令人心慰。

虽然现实中还存在宿舍不足、教学现代化不足等困难，但这些老师们都感觉到了政府、社会各界对乡村教育的重视，条件也大为改善。问题便在于，这些默默陪伴孩子成长的乡村教师，自己又何尝不需要陪伴、成长？这些目送一批批孩子走向远方的乡村教师，他们又何尝不需要拥抱“远方”和未来？ 

5、领路人

2017年，普桂婷、茶丽玲等牛街中学的7位老师参加了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针对乡村教师的“梦想领路人”培训。他们走出大山，去到上海、珠海，与全国各地的“梦想教师”一起交流，一接触，就感觉“像被泼了一盆冷水”，她们看到了差距，“也意识到了自己的怂”。原本封闭的他们，开始积极地打开自己。他们主动找机会，主动申请，“不怕丢丑”，在一个突破大山禁锢的更大平台上，积极地学习、交流，也在给孩子们“梦想领路”的过程中，反过来不断收获着力量。

今天，普老师已成为合格的“梦想领路人”，并在申请“二星教师”，茶老师逐渐成为一名艺术与文化全能的优秀教师，丁老师则“完全像变了一个人”，变得更有责任心、有担当，对自己的要求更严格，对学生“有一条龙地使不完的劲”……

一个实际情况是，在这些社会公益教育之外，大多数普通乡村老师，十分缺少这样的机会。2010年开始，政府虽制定了针对乡村教师的“国培计划”，但每个学校每年只有1-2个名额，集中培训10天（后转变为“线上培训”），最后回来写个总结、“交个作业”。

这样的培训，一是覆盖面低、不持续，二是难免流于形式，三是费用还得学校自己出——牛街中学作为一所拥有上千学生的大型民族中学，一年公共支出也不过五六十万，动辄数万元的培训费，还真不是笔小数目。

但一个山区乡村“封闭”的教师，又如何教出拥有宽阔未来的学生？笔者建议：

一、地方教育经费里，应增设一部分类似于企业团建、员工拓展、组织文化建设类型的经费——为提升士气、凝聚力，再小的企业/单位都有团建、年会之类的费用，教育系统为什么不能有？

二、政府和社会各界应加强对乡村教师的人文关怀和精神“奖励”。老师们不能自我封闭，不能与社会脱轨，他们也需要“远方”和人生成长——目前的职称评级制度还远远不够。

三、教育系统不能自我封闭，应拥抱并善用社会力量。

当前中国教育的一大弊病，就是只重学校教育，不重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而学校教育，从无论教育部门、学校，还是老师、学生压力都比较大，体系也要求“稳”，难免灵活不足、个性不足、人文关怀不足。

以真爱梦想公益基金、火柴公益等为代表的专业的社会教育公益机构，完全可以弥补学校教育、尤其是广大乡村中小学教育之不足。

譬如，今年，真爱梦想的“去远方弥渡专项”支持下，牛街中学茶丽玲老师和弥渡县其他五位“梦想”教师一起，进行了一次就近的“去远方”。他们来到了该县密祉乡，探访了民歌《小河淌水》和弥渡花灯的发源地。他们想看看，作为老师，能否对家乡的文化保护、发展、传承做些什么。

两天下来，他们意识到，自己作为本地人、作为老师，对家乡都不了解，更何况孩子们。而山里孩子将来要走向远方，就必须要有自信和底气，但如果他压根就不知从何而来，这个自信和底气又从何谈起？

事实上，这趟“去‘远方’”，基金会给6名老师两天的经费支持共1800元（及两位“随队观察”老师），最后“远方”归来，还剩下400元，老师们又把它们捐回了基金会。这笔小小的钱，体系内没地方出，学校和老师个人也不便组织，组织起来也不专业，收获必然有限——像真爱梦想这样，可以陪伴师生成长，专业性、灵活性兼具的社会公益机构，或正是严肃的学校教育的“黄金搭档”。

再如，勐先镇小学的董祝老师，作为七年“梦想领路人”，已从一名沉默寡言的普通乡村教师，成长为云南省唯二的“四星梦想教师”。她现在的“梦想职责”，是培训一星、二星教师，及校长训练营。今年，在一次红河州的交流活动中，董老师的演讲打动了一位企业家龙先生，他当场捐资20万元，为勐先镇小学捐赠了一间最新6.0版的“梦想中心”教室。

| “大山里的钻石”董老师

不仅影响着学生，董老师敢想敢做梦的想法，也带动了许多普通乡村教师——一个云南边陲小镇的普通老师也能成长成这样，那我自己、我们的老师是不是也可以？

尽管有着繁忙的教学任务，这些额外的付出也不会给她带来任何收入，但董老师的“梦想领路”，何尝不是自己的梦想之路！也因此，她才能成为一颗“眼里有光、身体里有能量”的钻石！

而这些来自社会的空间、认可与激励，恐怕是求稳的教育体系所难提供的。 

6、公益

历览古今，为善莫过于劝学。近代乡建者的乡建实践，也莫不始于乡村教育。

然时过境迁，广袤乡村（以及当下倡导的共同富裕），所需者何？并非居高临下的同情，更非情愿或被迫的施舍，如真爱梦想公益基金这样专业的陪伴、引领、共同成长，才是这些远山的呼唤。

曾经的郭美美、“43斤女大学生吴花燕”、水滴筹与轻松筹因“扫楼抢客”大打出手等事件，暴露并严重损伤了中国慈善公益形象。

如果说慈善还是个人基于同情、道德的给予、救助行为，那么公益就是公共事务，它的核心在于参与、甚至推进社会变革，它要强调的应当是赋能而不只是给予。

其一，公共事务管理，必须是一项专业，公益更不例外。

一家公益机构是否专业，不在能不能找到捐赠者，而在如何寻找并帮助受助者。“扶贫莫若扶志”，找“穷人”容易，找到自尊、自立，又积极上进的“穷人”，并且能有效“授人以渔”，并非易事。

公益机构的专业性，还体现在透明性。不专业、透明的公益，比腐败更可恨、更严重，因为它耗散的不仅是财富，更是整个社会的善意和温暖。

以“发展素养教育，促进教育均衡，以教育推动社会进步”为使命的真爱梦想基金，在成立的第二年，就开公益慈善行业先河，以上市公司标准编制、发布了年报。

众所周知，上市企业有各项指标、重大事项及牵涉到投资者利益等信息披露标准，这促使着企业有序经营和不断改进。公益机构，一般来说没有特别的衡量指标、问责机制，压力较小——但缺乏压力，正是一个组织乃至行业的最大危机。

标准化年报，即凡是标准要求的事项，不管好坏、有无，都必须披露。真爱梦想的年报，精确到数百元的个人捐赠、各方提供的免费场地、部门员工人数和薪资，乃至精确到分的一千多元的小活动，比上市公司还过犹不及。每年的发布会十分郑重，还通过线上直播、微博、头条、纸质等方式同步发布，以一种“生怕别人不知道”的方式，改变了传统公益“只讲好人好事”、“打悲情牌”、“报喜不报忧”等惯例，进而促进公开反思、优化，促进了公益慈善行业的巨大变革。

其二，做好社会公益，须善用商业化思维。

“商业是最大的慈善”，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商业越发达的地方，常常是公益慈善最频繁、互助互爱常态化的地方，相反，商业不发达的地方，常常充满贫困和不公。

人们说起公益，总觉得不要钱似的。事实上，公益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产生着巨大的社会成本。而由于成本取自公共而非自己，又容易造成懈怠、极大浪费。如何解决这配置问题？商业仍是最优手段。

首先，公益机构也需要“企业家精神”。一个常见的事实是，不少公益机构由于创始人退出、缺位，以及使命感的缺失，导致职业经理人化、机构官僚化以及组织失焦等问题。公益慈善机构如企业，也需遵循生命周期、谨慎选择接班人、增强使命感、强化运营管理等普适商业规律。

其次，公益行为需要强大的商业运营思维。与个人化的慈善相比，公益的核心是如何将公共资源效用最大化，这就需要精细化的商业运营手段。

例如，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成立初期，靠8人团队，就在半年内为四川阿坝州马尔康县建设了两家“梦想中心”，但什么时候才能让100所学校的孩子们用上“梦想中心”？仅凭团队个人的热情和无私奉献，显然不现实。

他们邀请到某大型体育用品公司董事，探索出“用铺零售店的方式建梦想中心”。受助学校只需选好一间教室，按要求量好尺寸，拍好照片、视频上传到系统，真爱梦想就会提供一套完整的建造、装饰、多媒体及课程材料（乃至宣传KT板），连同施工手册一起发货到当地。地方收到物料，只需在当地找四个工人进行模块化安装即可。

依靠这种“开连锁店式”的模块化商业手段，3名员工一年就可以完成500间梦想中心建设。迄今，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已建设、运营31个省市4475所学校的4859间梦想中心。同步梦想中心建设，在华东师范大学课程研究所所长崔允漷教授指导下，真爱梦想又开发了系列“梦想课程”，目前课程达32门，涵盖素养教育的方方面面。面向乡村教师、校长及地方教育局长，又建立起“梦想领路人”培训体系，建设了“梦想盒子”线上课程分享、开发及交流平台，最终建成“中心+课程+教育工作者”一体，辅助学校基础教育的完整素养教育生态。

| 自信、从容、尊严

近两年疫情的反反复复，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不便和经济压力，但另一面，又诠释了人与人之间“命运共同体”的真谛。它重新提醒人们，不管你是资本巨鳄、名流巨贾，还是平民百姓、下里巴人，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这个时代，都是公共的、相互影响的，人与人之间，也应当是平等、互相尊重和互相帮助的。

在阶层分化、固化加剧的时代背景下，这或许还是个意外的“收获”。

我来自山野，即便在那个贫穷的年代、贫穷的地方，周边所有人都自强自立。中国人也从来不需要“同情”和施舍，这些大山深处的孩子们也不需要。我们需要的，是互相了解、理解、尊重、陪伴，和一些帮衬。只有这样，一个国家才能“共同富裕”，一个民族才能一起奔赴远方。

是为远山的呼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