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上胥岭--

胥岭的迎接方式有点特别，汽车七拐八拐地爬上胥岭村，迎面而来的却是两个吵架的村民。

一个看上去70多的大爷，一手拽根一米多长的竹笋，激动地向年轻的“新村民”吼着，吼到激动处，动手推了面前的姑娘两把。姑娘的泪水哗地流下来。旁边新村民一看也激动了，纷纷吼着你凭什么推人。

情势看上去有点难收拾。

带我们上山的新村民小王有点尴尬，不好意思地对我们说，这里好久没吵架了，不想你们第一次来就遇上了。

我们连忙说没事，乡下吵架嘛，常有的事儿。

张大驰几个站在旁边准备帮忙，我跟着小王去放行李。学员们租的农民房顺山势而上还得走老半天。房子简陋，小王他们只在水泥地板上铺了个铺盖当卧室。客厅里有学员们画的画，写的黑板报，显示着学员宿舍与农民房的差别。

出门，阳光灿烂起来，他们养的小狗一路奔来。一看，宿舍居高临下，村庄和山谷一览无遗，微微抬头，山巅、白云，坐在院子里，相看两不厌。

胥岭

简朴而诗意，淡然而执着，有一种世外桃源、乡村乌托邦的气质。

远处的吵架声把我从乌托邦拉回现实。回去一看，好在大爷气已消得差不多了，拖着两根长笋往家里走。被推搡的小姑娘眼泪还在流，一旁的“新村民”还在劝着。还有一位“新村民”，在教育自己的两个孩子，“以后要什么东西，一定要跟农民伯伯说，得到了允许才能做”。

张大驰说，应该是两个孩子玩的过程中把笋弄断了，大爷喝了点酒，一怒之下，跑过来不分青红皂白地开骂。正说着，走远的大爷还在大声囔着：“你们到底来这干嘛？

我们几个“局外人”相顾一笑，是啊，大爷还真给大家提出了个深刻的哲学命题——你们，到底，来这干嘛？

 --贰：胥岭风云--

胥岭位于杭州建德市，海拔998米，离最近的镇上还有20多公里，因春秋时伍子胥逃亡到此而得名。

因山得名的胥岭村，位于海拔400米的半山腰，还保留着一片梯田。油菜花开的季节，青山白云、层层叠叠的油菜花，恍若世外桃源，渐渐小有名气。但跟中国大多数普通乡村一样，青壮年纷纷外出打工经商，能搬出去的也都搬走了，徒留一些和大山一样沉默的老人。

总的来说，山不是名山，村不是古村，离景区标准还有些差距，平常游客并不多。

游人看中它的油菜花，有人看中的却是它的普通和朴素。2016年，在镇政府支持下，几个海归、大城市生活的中青年来到胥岭，建立起一家致力于实践乡村振兴和生态文明教育的社会企业。

这里的第一个概念是“国际生态村”。“全球生态村联盟”是一个国际民间组织，它信奉“简单奢华”的理念，以“文化、世界观、经济、生态转型”为关键词，即以文化、经济、生态的手段，依托在地资源，重建高质量的生活方式，建设可持续发展的理想社区。

第二个概念是“社会企业”，即以商业手段解决社会问题为目标，而非盈利。他们致力于解决乡村凋敝、食品安全、人际关系异化、环境、教育等系统性社会问题。

经过四年多努力，“胥岭生态村”以几个创始人为核心，慢慢建立起十余人的核心团队，至今已有六七十人加入到新村民的队伍。胥岭村也慢慢有了一些乡村乌托邦的气质和名气。

山野之乐

只是，无论是“国际生态村”还是“社会企业”，短期还得不到所有村民的理解和支持，便有了千言万语汇成的一句话——“你们，到底，来这里干嘛”？

油菜花开、游人如织的日子，村民们养的鸡能卖到两三百元一只，酿的豆腐能卖到七八块一斤，又好像知道新村民是来干嘛的。而当游人散去、归于平静，日常的平淡消耗掉商业掀起的小小波澜，有些老村民们又不明白了；

当老村民荒废的房子，被新村民以不低的价格租下，也好像知道他们是来干嘛的。而当租金水涨船高，从最早的一年两千元到现在高的报到一两万，自由竞争的租房市场下，新村民退租而去或另换房东，被退租的老村民又不明白了。

拧着断笋来吵架的老大爷，或许正是因为房子被退租了，不太开心，喝了点酒趁机发泄；偶尔的新老村民吵吵架，也多是因为一些小小的利益，或利益露了个脸又走了的老村民心里形成了一些不满，这在乡下都是常见。

阳光之下，并无新事。“躲”到哪里，都逃不过小小“利益”的纠缠。不远百里、千里，来到此处半定居的一些新村民，也逐渐接受了现实：村民们不理解也就算了，索性减少交流，大家各过各的。这又导致隔阂的增加。

不理解的还包括一些地方干部。当四年多过去，除了有一些“隐士”聚集，偶尔有一些活动，“国际生态村”并没有给当地带来明显的物质变化。去到村里一看，村还是那个村，人还是那些人，房子还是那些房子（有些里面装修了一下），失去了耐心，恐怕也要问一声——你们，到底，来这里干嘛？

于是，曾经一本对外宣传册上，生态村倡导的“生命、生活、生态”理念，被改成了易于理解的“前生、今生、来生”。

对此，乡建者们也很无奈，短短四年多，地方从镇到村的主要领导班子换了三届，原来的设想被推翻，谈好的支持亦难以兑现。甚至当团队呼吁农业生产不打农药、化肥，一些村民也不再认同。连基本的生态有机都面临挑战，国际生态村的发展依然前路漫漫。

你们，到底，来这里干嘛，倒成了个灵魂拷问。

 --叁：胥岭的灵魂--

没有抱怨也没有灰心，坐在山下小小茶室，生态村的乡建者，和长期深入乡建的地方干部，语气始终坚毅而淡定，令人心生敬意。

我问，“胥岭生态村这么多年，你觉得它搞起来了吗？”

乡建者笑着回了一句，“为什么非要‘搞起来’？”

我哑然。是的，我也是采访过他们的众多教授、学者、记者中的一个，也在以“成败”、经济的视角看待他们的努力。

在他们看来，生态村的灵魂不是其他，而是村里的柯布书院。

书院名字来自美国人文科学院院士小约翰·柯布。柯布先生是世界生态文明学科的泰斗，是“绿色GDP”概念的提出者，其《21世纪生态经济学》奠定着学科基础。今天，94岁高龄的他早已将其毕生财产全部捐出，在世界各国努力推广生态文明理念。他认为，中国可能是工业化、城市化高速发展过程中，唯一还保留着悠久且完整乡村文化的国家，所以生态文明的希望在中国。

乡村振兴的一大短板，就在于乡建人才的欠缺。书院精细化培养生态村设计师、运营师，长的三年，短的两三个月，大致来看，一年的学员不过数十人。书院也延伸到半商业半公益的自然、人文教育，面向都市家庭和白领，培养市民“真的爱上乡村，真的爱乡村生活方式，以及对传统的文化自觉”，大体看来，此类学员数量也有限。

以市场标准来看，照这个速度发展，要看到些实际成果，起码得有个十年八年不可。

“国际上的生态村，往往要三五十年才能看到成效。我们做的事，不是以三五年为尺度。

”为推广有机生态种植，他们曾向本地种粮大户宣教。一番苦口婆心，以为大户懂了，不料他们迟迟不动。团队只好自己承包90亩稻田，不用化肥、农药，恢复耘禾、人工除草等自然农法。及至收割，大获丰收。

大户们不信，开着收割机亲自过来，说，你们站着别动，我免费帮你收割。收割完上秤，产量果然不虚。惊掉大户下巴的还在后头，当生态村万余斤有机大米以每斤20元的价格销售一空，大户们坐不住了。

宣导了四五年，最终还得靠结果说话。有大户明确表示，接下来要发展有机种植。团队花大力气找过来的上海农科院专家，也终于能派上更大用场。

乡建者们明白，现实不是乌托邦，经济依然是重点。从有机大米，到手工麦芽糖，到今年涉足的野茶采摘、加工，团队始终在摸索着产业。因为有机，产量有限，形不成规模收益，发展壮大始终是问题，但仍坚守着其生态理念。

经济纵然是核心，但乡村经济发展的关键，往往又不在经济本身。全世界生态文明路径的机会在中国，而最好的机会，其实是教育。生态村花了四五年时间，才“教育”出几个种植户，培训出三五十个乡建人才，以及一两百个热爱乡村的新村民。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道理都懂，但真正能花十年、百年去树木、树人者，实在太少。更多的，是这边刚播种，明天就问收成，今天刚定方案，隔天就问绩效。源于西方的市场经济，改变了生产效率，也改变着人类的品性。

一教三五年，教出来了又怎么办？团队依然自然、佛系，他们认为自己做的，不过是一个去中心化的、唤醒的过程。在他们看来，现代人被西方思维洗脑，可以建SHOPPINGMALL，可以搞大企业，但并不能解决人的问题。

乡村建设核心要解决的，就是人的问题。“外人为什么要去”、“出走的村民为什么要回来”，这两个问题不解决，给农村砸再多的钱，把农村建设得再漂亮，建再多的民宿，也恐怕是表面的振兴。只有把年轻人吸引回乡，才是健康的乡村经济，也才是生态村事业成功的标准。

在胥岭山下的下包村，生态村野茶工坊旁，一个山地自行车运动基地风生水起，良好的山地条件，充满野性的骑行体验，吸引着大量山地自行车运动爱好者聚集。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面孔，又聚集起年轻的创业者们，主题民宿、骑行驿站、规划中的运动主题公园相继诞生。村旁清澈的胥溪、溪畔的伍子胥古庙，也随着穿越千年时光，焕发出年轻的光芒。

乡村振兴就应该是这般年轻的。胥岭生态村的灵魂，其实也不是书院，而是这些年轻而坚毅的乡建者们。他们才是乡村振兴最宝贵的财富。 

--肆：大地上的“胥岭”--

与许多乡村振兴的“养老团”完全不同，胥岭的新村民团体是年轻的，他们来自全国各地乃至我国台湾地区，70及以后占比达87.9%，本科以上学历占比达81%。他们不仅为乡村带来了新鲜的血液，也带来了各自的资源和投入。

四年多来，胥岭相继引入农业、旅店、书店、青旅、民宿等实体企业数十家，投资总额1300余万元。他们还贡献了无数的无形资产，胥岭花海、登山健身、田野音乐节、各种乡建论坛…上百场活动相继举办，彻底改变着当地的旅游、文化形象。

他们没有把胥岭做成养老村、季节性旅游村、各种形象“示范村”，而是扎根土地，形成与原住民共享共建的乡村振兴共同体。留英归国硕士成立的山宝合作社等，通过帮助老村民采购和设计包装山核桃、山茶油、菜籽油和蔬菜等产品，探索与老村民共同创业创富的路径，迄今，通过“生态+”产品、文创产品等，直接带动村民创收超过百万元。

更重要的是，胥岭“生态书院——生态文化——生态人——生态项目—生态村”的建设模式，以文化、文创、教育和社群运营为核心的乡村振兴路径，可复制，可推广，受到众多国内外专家的肯定。

乡建的希望

然而胥岭又是艰难的。虽然开始小有名气，但所缺的依然很多。老村民仍未充分理解，新村民缺乏中心组织，团队缺乏外部资本，也缺乏政府的持续支持。

尽管市政府领导持续关心胥岭生态村建设，但地方政府一些领导所思，可能还是倾向于卖给外部开发商，直接拉动投资。

去年，地方基本谈好一个商人，对方拟出资4000万买断做度假村，并将全体村民异地搬迁至山下。能一卖了之、迅速变现，村民、政府皆大欢喜。但，一则近来乡村振兴政策趋紧，二则商人和政府后继投资估算不可控，最后决策会上，方案被否决。

有人发出疑问，“度假村是不是乡村”？“卖掉乡村，谁来做农业”？“卖是乡村振兴还是逆振兴”？这些问题直击乡村振兴的根本。

然而并非所有基层决策者都理解乡村振兴。尤其四年三换班子，基层仿佛成了政治跳板，政策和实践的稳定性都大打折扣。莫说百年、十年大计，三五年之计都成了“远景”。

事实上，早在入驻之初，生态村团队便与地方联合制定了一份方案：入驻生态村的企业或个人，需每年上缴利润的10%；这些利润，30%上缴镇资产管理公司，70%用作胥岭环境整治、水电等公共配套建设基金；生态村创始企业作为首家入驻企业，率先上缴一年12万的保底投入。

如此，政府不仅不需要花钱做乡村振兴，还有一定收入，村民收租、分红之余，能被企业招去赚工资，村庄也可以得到统一管理和基于长远利益的有序发展，本是皆大欢喜。后因镇、村领导班子两次换届等诸多因素，方案束之高阁。

今天的胥岭村，再次面临乡村粗放发展的传统问题。缺乏组织、公共意识薄弱、公共规划与建设停步不前，小农意识老毛病抬头、房屋租金水涨船高、有机农业面临挑战……一系列问题陆续浮出水面。

胥岭社会企业主导乡建的模式，同样面临挑战。以企业身份切入，必然要言利，当利益难以持续增长，就会面临质疑。

这种质疑是普遍性的——今天政府、企业主导的乡村振兴，往往要“带资进村”，没有钱，许多事就办不成。而一谈钱，开了个头，后面就需要有持续的投入和产出，否则质疑可能会“报复性反弹”。

同时，一牵涉到利益，就需要对利益分配、监管、协调进行大量的二次投入，稍有不慎，更多质疑、不合作、乡土文化劣根性的“挖苦”乃至小农式破坏也将随之而来，又将损耗着基层干部和乡建者的精气神。吃力不讨好、劳民伤财、众多的不理解……由是而生。

这些，其实都是乡村建设所面临的“最后一公里”问题。

城市“最后一公里”的解决，靠的是市场发展与技术进步，如共享单车、快递、外卖、社区服务等。但是，第一，今天的乡村依然处于传统的感情社会而非完全的市场社会，第二，乡村因为分散、缺乏规模效应，政府及市场都难以承担高昂的服务成本或交易成本，第三，对比城市，乡村缺乏企业——这个具备高度吸附力和约束力的社会组织，因此，政府与市场都难以承担这与亿万小农深度沟通及交易的“最后一公里”问题。

这个问题，紧要的还不是产业，而是沟通的问题、文化的问题，最好的模式应该是“政府-文化-市场”。

如大地上的中国第一篇文章《明月下的理想村庄》所启示，文化发掘、复兴的重任，不管由政府做还是企业做，都会面临信任问题及角色不适应问题，最好的办法，是政府（及有志于公益的市场企业）通过鼓励、购买、扶持乡建组织、NGO组织、高校和一些社会企业去做。

至此还不是问题的终极。

这系列问题的内核，是乡建以及社会治理中典型的“精英化”困境——即建设者站在官僚、市场或城市精英的角度，或多或少带有居高临下、以先进改变落后，或以帮助者身份期望回报（物质或心理或政治）的立场，缺乏平等看待、真正认同、尊重乡土的立场，也就难与乡村“感情社会”产生真正的共鸣与互动。

因此，今天的中国，要做好乡土文化复兴、乡村振兴乃至基层社会治理，需要呼唤一种“去精英化”的思想。

暂且搁置“到底是精英还是大众推动时代”的分歧不谈，这个思想，我们并不陌生，譬如“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不同于城市市场经济话语体系，在广袤乡土，真正理解和依托这些观念，依然是解决问题、做好各项工作的关键。 

--伍：从胥岭到早午岭--

山间清冷，围炉夜话至深夜。

始于村民“你们到底来这里干嘛”的疑问，胥岭要做的事依然很多。好在乡建者们心态平和、开放，直面“冲突”、共同进步，本就是生态村倡导的理念的一部分，像“迎接”我们的老大爷和小姑娘一样，人们终将在争吵、“冲突”中加深理解，携手向前。而更多的新村民还在陆续到来，生态村的各项建设也并未止步。

时光再阔绰地倒退两千五百年，吴国大夫伍子胥败退浙西，上胥岭前，途径一小山岭，饥肠辘辘，见陇间农人“遗留”饭食若干，窃而食之。

农人辛劳，清早外出干活，带一盒饭食，到日落而归，本全靠这“早午饭”。见吴国大夫窃食，略略责怪，也不深究，任大夫吃完而去。后来伍子胥东山再起，念及农人的一饭之恩，便名此村为“早午岭”。

早午岭村枕山岭而面胥溪，同样山清水秀。而且人口仅四十余户，关系简单，“小国寡民”，更易践行理想。胥岭生态村部分团队拟将精力陆续投入到早午岭，一个数百亩的生态茶园及休闲公园、一个研究乡村文旅振兴的“村晚研究所”即将落户此地。

夜已深沉，炉火渐微。

“井冈山虽然是我党的圣地，但成就事业以及日后的首都，未必要抱住井冈山不放。胥岭的建设也从未中断。它像一颗蒲公英，种子已飘散开来，在其他地方落地生根。我们的理想之火也未熄灭，希望将它从胥岭移植到早午岭继续探索。生态村的未来一定光明。”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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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子，民间观察派，独立思考者，上海朴人资产合伙人，杭州鼠打猫互动合伙人，易接网特约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