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乡下需要文艺吗?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文艺”成了一个略偏贬义的词儿。在这个凡事讲效益、还要讲速度的时代,谁要说你是“文艺青年”,大概都有那么点太理想、不实际的意思。
乡下更是如此。为了赚点钱,人们背井离乡外出打工、省吃俭用,没出去的年轻人巴望着暴富买车、进城买房,老年人在一块两块的麻将、扑克牌甚至六合彩中消磨时光,小孩子则在抖音网红、偶像打CALL、手机游戏中憧憬未来……
文艺,这事儿在乡下能成吗?
“文艺听起来比较矫情,跟现实关系不大”,坐在黄山脚下的碧山书院,左靖说,“但并不代表乡村不需要”。
左靖,1970年生于黄山脚下的旌德县。艺术策展人,大学教授,乡村工作者。
左靖出生在县城出生,那时的乡下是一个“不好好念书,就会被送去的地方”,而他乡下的同学,都“曾经痛恨那贫瘠的土地、了无生趣的稻田和毫无生机的乡下”。长大后,他们一些人去到梦寐以求的大城市,在北京、南京、广州从事着艺术、文化、管理等高大上的工作,但在冰冷的水泥建筑和人际关系中,渐渐感到疲惫不堪。
2007年,文艺中年左靖,与朋友游历故乡黄山。他们来到碧山村,眼见牛羊下山、白鹭翩飞的田园,保留完整的马头墙、精致木雕百年建筑,瞬间被打动,决定留下来实践他们的“艺术乡建”梦。
|“问余何意栖碧山”
在城市做艺术,基本是小圈子,范围狭窄,或自娱自乐,或为资本打工,对社会现实缺乏参与,往往缺乏意义。来到乡下,却仿佛回到根据地。解放区的天是明媚的天。
2011年,左靖和朋友一起,发起了一场“碧山丰年庆”活动。他们借用“丰年庆”这个词,来构建一个中国传统农耕社会的祭祀仪式,向祖先神灵祈求,保佑五谷丰登、人畜兴旺。
“碧山丰年庆”上,村民们身着稻草装表演原始的祭祀舞蹈,当时还只是小有名气的五条人在简陋舞台上动情放歌,徐敬亚、梁小斌、陈东东、祝凤鸣等诗人在老祠堂为孩子们讲解诗歌、文学,此外,还有众多古徽州民间手工技艺,以“黟县百工”的形式惊艳呈现……
这场散发着乌托邦色彩的丰年庆,也被称为“中国最早的艺术振兴乡村实践”。越来越多的文化人、乡建者、驴友来到碧山,惊讶地发现,黄山脚下,西递、宏村这样的旅游村之外,竟然还有碧山这样纯正、淳朴的“徽州”。
文化+艺术的“文艺乡建”,号召力也越来越强。许多艺术家、建筑师、设计师、作家陆续来到,或研究,或合作,或实践。粉墙黛瓦的老建筑,陆续变成文艺范的碧山书局、猪栏客栈、牛圈酒吧、碧山工销社…一场没有政府、资本介入的“文艺乡建”缓慢展开。
今天的碧山,雨巷里的酒吧、咖啡馆,马头墙后的客栈、书店,散落的原创小店和徽州手工艺品,碧山工销社里卖的“天光”(当地人吃早饭叫“吃天光”)和“落昏”(吃晚饭)的精酿啤酒……新与旧,文艺与商业,理想与生活,在令人轻松的不咸不淡中,完美交织。
| 碧山工销社,众乐乐
以文艺重塑在地文化,以文化另辟市场蹊径,越来越多的地方实践证明,“文艺乡建”的合理性。
贰:文艺不是请客吃饭
然而近现代以来,文艺基本还属于城市尤其是大城市话语范畴。十多年前,你说要在乡下搞“文艺”,恐怕会招来不少人的怀疑、笑话。这场在碧山的“文艺乡建”,也难免磕磕绊绊。
左靖的第二个计划,在贵州黎平县——中国传统村落最多的县。
这一代的乡村建设,很多都始于“故乡建设”。像左靖这样,某个文化人回到家乡,吼一嗓子,一帮朋友应邀前来,有钱捧个钱场,没钱捧个人场,许多乡建案例就这么探索出来。
任和昕,财经记者,黎平人,2005年回到故乡,办起了中国第一家民营人文生态博物馆——地扪侗族人文生态博物馆。
你问文艺有没有价值?就像问一家博物馆有没有价值。
从赚钱的角度,这家博物馆既不收门票,也基本不对游客开放,的确没太大价值。它所做的,不过数十年如一日地记录侗族人民的婚丧嫁娶、大歌侗戏、文化变迁。甚至镜头里,当农民拆掉传统木楼建钢筋水泥民房,博物馆也没有去阻止——人们有追求自认为更好生活方式的自由,何况拆旧建新,也是文化变迁的一部分。
| 侗寨秋收
这种不干预的态度,深深打动着左靖。2015年,在任和昕和当地政府的邀请下,左靖来到黎平茅贡镇。镇子本身没有多大特色,但周边15个村,就有10个是传统保护村落。
需要指出的是,在当下城市化和乡村振兴的两极化语境中,乡镇往往被各界忽略。但自古以来,乡镇就是乡村各方面的中心,辐射、带动作用难以替代。至今依然如此,笔者的观察,城市对乡村往往是汲取型的,城市好,乡村不一定好,但乡镇好,方圆一带的农村一定不会太差。
因此搞乡村振兴,切不可忽视“乡镇振兴”。
左靖在茅贡的“乡镇振兴”是两方面的:
一是以茅贡镇作为辐射周边侗寨的聚集点,承接前往侗寨旅游的外来人流、消费;
二是以茅贡作为“狙击阵地”,将那些以保护为名、由旅游业驱使的大规模开发项目堵在镇上,以屏蔽不良资本的侵扰,保护周边传统村寨的原生态和经济格局。
他选择了镇上的老粮库作为阵地。
中国的每一个乡镇,几乎都有这么一个老旧粮库,用于存储属地的农民上缴的公粮和售卖的余粮。它们占地面积大,建筑坚实牢固。上世纪90年代后,随着粮食打破垄断走向市场,这些粮库也渐渐荒废。
在左靖的委托下,建筑师梁井宇带着附近的木匠、工匠开始了改造。他们完整保留了粮库的原始结构,未上漆的木柱、墙壁、地板和黑瓦顶,以及在外部新添的一条侗族式的长廊,都让本地居民感到既熟悉又陌生。
整改后的旧粮库成了镇上的艺术中心、旅游接待中心。开幕当天,举办了“1980年代的侗族乡土建筑”开幕展览,展示的是记录乡村建筑多年的摄影师李玉祥的黑白摄影作品。
镇上及周边好奇的居民、附近学校的师生闻讯前来,张大嘴巴欣赏着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化。如同面对碧山村那些老旧又时尚的“新”建筑,惊讶又自豪的表情写在了人们脸上。
| 茅贡米展户外
正是在茅贡工作期间,左靖完善了他的乡建理论,即空间生产、文化生产和产品生产:“空间生产”指的是将闲置房屋改造为用于艺术活动的新公共空间,而不是大拆大建搞新建筑。
将闲置的乡村集体建筑,如粮库、礼堂、供销社等,改造成在地文化和历史记忆的展示空间、具有当代文化交流功能的艺术空间,可以起到重新凝聚地方、沟通外部的重要作用。
“文化生产”是将在地性的各类作品或研究成果,通过出版、展览等方式呈现。
如记录徽州传统手工的《黟县百工》一书,中国人文乡建阵地的《碧山》系列杂志书。左靖还邀请知名策展人到村庄、国内大城市乃至国际同步策展,用简单、新颖、系统的方式,让当地人、城市居民更好地了解地方文化。
“产品生产”则实现在地化的产品设计、生产,以及“离村”式的品牌和销售。
碧山工销社的焦作店,有一个向村民开放的寄卖区,村民将自己种植的农产品、亲手做的手工艺品放到此处寄卖,工销社不收取任何费用。同时,与乡建者、专业人士合作开发文化产品,如与景德镇隐山堂合作的“碧山佳器”盖碗茶具,与上海返乡青年、设计师合作的精酿啤酒,与艺术家刘庆元开发的系列农产品包装等等。
文艺不是请客吃饭,不是装面子、故纸堆、夸夸其谈。通过这“三个生产”,“乡村工作者”左靖将文化+艺术与乡建+商业结合,开创了一条既可复制、又具时代精神的“文艺乡建”新路径。
叁:从碧山丰年庆到“南坡秋兴”
文化乡建何其难。首要在于,当前政府的评价体系,只针对看得见、摸的着的硬件,对看不见、见效慢的文化建设缺乏评价体系。
加之地方政府资金的缺乏,茅贡计划不了了之,艺术中心也被私人接手。面向市场,只谈商业没有文化内涵,“老粮库”再次陷入半荒废。
后来,应地方政府邀请,左靖在云南景迈山开展了“景迈山计划”,有得有失。直至在河南修武县大南坡村,才实现了他“文艺乡建”的理想。
大南坡村,位于豫北太行山脚下,人口960人,祖祖辈辈以种地为生。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曾因煤矿风光过一段时间,九十年代后,随着煤炭资源的枯竭,逐渐陷入报复性的深度贫困。
大南坡是典型的“三无”(无风景,无风貌,无产业)村庄,从市场角度破题,乏善可陈。从政治角度,政府扶持下脱贫虽不在话下,但也没有太大想象空间。从文化乡建者看来,大南坡却大有可为。
其一,因为偏僻,大南坡还保留着传统的村庄格局和夯土、垒石建筑,以及校舍、礼堂、供销社、老队部等大量集体建筑。
其二,村庄具有一定的传统文化积淀,大南坡怀梆剧团曾远近闻名。
其三是“人”,村庄民风淳朴,还没有被市场同化。
左靖的“三个生产”体系已经很成熟。在大南坡,由老建筑改造的社区营造中心、碧山工销社(焦作店)、“隐居乡里”民宿、老村小酒馆等惊艳亮相,“乡村考现学:修武的山川、作物、工艺和风度”在地及离村展受到广泛认可,修武绞胎瓷、四大怀药、精酿啤酒等相关物产逐步推出。
左靖还充分调动其文化资源。在他的邀请下,方所书店在此开设了首家乡村书店,老朋友五条人在此开设了唯一一家线下“五条人士多店”,无不令人惊讶。
| 大南坡“五条人士多店”
更深刻的变化来自大南坡人。结合陈奇等人的社区营造式乡建,南坡讲堂、大南坡武术队、大南坡艺术团相继成立,刊登着大南坡人自己写的诗歌、散文的《大南坡》顺利出刊,儿童文艺晚会、大地文学工作坊等各种村民文艺活动持续不断,甚至引发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的专题报道。
难能可贵的是,面对各种政府高官、研学群体、游客的纷至沓来,村民们没有陷入旅游景区式的功利想法中。
64岁的村民赵小景说,“大南坡的发展,就是一个情字在里面,游客来了热情。游客在外啥风景没看过,啥山珍海味没吃过,来到咱们这个小山沟,就是讲究一个情字,咱们把一个情字给奉献出来”。
“情”确是大南坡的重要“看点”。观赏完一圈“乡村文艺”,你大可与路边的村民拉拉家常,走进他们家吃碗捞面条或者咸米饭,碰上运气好,还可以蹭听一下他们的怀梆戏。在这种放松而质朴的空间里,你会觉得自己并不是一个游客,而是一位普普通通的村民。这种感觉,殊为珍贵。
这一切,在去年秋天的一场“南坡秋兴”活动中得以集中呈现。这场活动,包含了大南坡艺术中心、方所乡村书店的开幕,为期两天的民谣音乐会、环境表演和电影放映,以及“南坡讲堂”等分享活动。
活动上,来自全国各地的艺术家,与大南坡艺术团、村里的小孩子同台演出,欢声笑语响彻整个村庄。大南坡没有急于开发“旅游配套”,活动期间,200多位与会嘉宾分散到数十位村民家吃饭,准备食材、做饭、唠嗑、用餐,一个北方乡村的日常零距离向大家敞开,一场生活化的“文艺乡建”在这个并不富裕的村庄悄然发生……
| 南坡秋兴
大南坡遇见左靖是幸运的,否则它也许会走向传统文旅或大拆大建的乡村“振兴”路径。
左靖遇见大南坡,也是幸运的,县委县政府聘任他为“大南坡总策划”,县委书记全力支持并甘居幕后,自始至终,大南坡都在正确的道路上前行。
甚至可以这么说——中国的乡村振兴,首要还是县委书记的“振兴”。
肆:三种乡建路径之比较
当前,主要有三种文化乡建模式:
一是“文旅乡建”。譬如政府主导的全域旅游、景区化、“千村百碗”之类的特色项目,市场主导的特色小镇、田园综合体、养老地产,民间自发的民宿经济、农家乐、采摘亲子、文创手工等……这个是主流。
文旅主要是以政府+市场为主导的“项目建设”,需要较大投资和附近城市消费市场。但实际上,城市、成熟景区、大型游乐园已抢占市场大头,多数文旅项目只能捡漏。一旦人气上不去,投资收益比不好看,各方积极性就将难以持续,最终流于表面甚至烂尾。
因此“文旅”不应求“大”。政府可发挥导向、支持作用,鼓励民间各自另辟蹊径、各自捡“漏”,继而发挥“串联”作用,将散落的文旅“点”串成线、形成面。
二是“建筑乡建”。
整村规划运营、建筑及景观设计、老建筑翻新等,通过建筑或景观的拆-建、修复,打造亮点,树立网红、打卡点,以带动人气、旅游。由于展示和传播效果较为明显,且耦合于政府招采、评价体系,目前广受欢迎。
“建筑乡建”善于“造点”。如位于浙西南的大山中的松阳县,拥有数十个传统村落,在有限的投入下,松阳县并没有像许多地方“乡村振兴”热衷的美丽乡村亮化,或集中力量搞试点,而是将散落的老建筑修复成时尚的红糖工坊、石仓契约博物馆、竹林剧场、大木山茶室,或撬动社会资本整村改造成的榔树村“原舍揽树山房”,这些“建筑针灸”……共同构建起松阳“古典中国的现代样板”。
| 山巅,揽树山房
其问题,一是单点影响有限——即便如松阳县这样“遍地珍珠”的地方,也需将散落的点串成线,才能扩大市场效益;二是有了建筑,却往往缺乏内容填充和运营能力,导致空有形式甚至再次荒废,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
三是以左靖为代表的“文艺乡建”。
他们不主张旅游景区化、迎合市场,也不主张大拆大建改变乡村原有特质,而是通过挖掘原有空间、在地文化、原生风物,并经过文化+艺术+设计的手法,使之先人后市场、由内而外地焕发新生。
与“文旅乡建”相比,“文艺乡建”长于由下而上、由内而外的文化发掘、重塑。与“建筑乡建”相比,它长于内容及生态,能源源不断地发掘新的文化价值和市场价值。当然,反之,“文艺乡建”也离不开文旅、建筑,它需要通过更丰富的文旅产品、更多的建筑与空间设计才能实现。
投于文化、投于人的“文艺乡建”,更善于调动村民、集体和各种社会力量,乡建更扎实,费效比更高,也更利于共同富裕。
在文旅和建筑之外,政府、市场、民间、学者应对“文艺乡建”予以更多重视。
伍:一场乡建,见山是山
从在碧山乡建时的不惑,到“大南坡计划”后的知天命,坐在碧山书院中的左靖,更清楚地意识到了“文艺乡建”的局限和使命。
“政府和村民的期望都很大,媒体也夸大了‘文艺乡建’的作用,我只是一名文化和乡村工作者,只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乡村振兴是全社会的事情,必须动员社会力量,多方协作,才有未来”。
“我更希望通过十多年在乡村思考与实践,唤醒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
| 左靖策划的景德镇“乡村建设展”,干货满满
从根本上,乡村振兴首要还在政府。
1、政府应该认识到,许多的社会力量没有地方可去。高校的、研究机构的,很多资源没能被好好转化,白白浪费了。政府的眼中不能只有市场。毕竟市场资源又贵,忠诚度又不高。而这些社会力量,既便宜,积极性又高,能牵动的资源又多。下一步应该重点考虑,如何将他们导入到乡村,给他们提供舞台。
2、不管是何种路径的乡村振兴,都应该是长效的、可持续的。许多地方,一任领导好不容易搞出点振兴,新的主政官员一调来又另起炉灶。
这不是振兴乡村,而是反复的折腾乡村。
3、不做文化,就经济谈经济,可能投入产出比失衡,可能对乡村的破坏太大,可能竹篮打水一场空,或面临其他风险。乡村振兴的核心是文化振兴。理想的路径,应当是从文化内容倒推建筑、形式,而不是做好一堆建筑去找内容。
再退一步,做文化,犹如伸手摘星,未必可及,但起码不至满手污泥。正如河南修武县主政领导所说,他做了七年县域美学,心知就算万一没有经济回报,也起码能通过美育培育好修武的孩子——投资于文化、教育,何尝不是最大的地方建设。
当然,政府针对文化建设的评价体系,也应当慢慢建立。
4、社会各界,应该关注地域文化、地域设计。左靖另一项工作重点,便是推动以日本著名设计师长冈贤明的“长效设计”为基础的“社会设计”。
战后的日本,特别崇拜欧美,在西方唯“物”主义、消费主义的大潮中,在人口不断涌向东京、大阪和名古屋等大都市的趋势中,渐渐迷失自我。到1970年代后,日本人的地方意识才开始慢慢觉醒。
原来的日本设计界,也认为设计只在东京、大阪。长冈贤明则认为,日本的每个地方,47个都、道、府、县都有各自的地方设计和地方魅力。2009年,他发行了旅游杂志《d设计之旅》,每期只讲一个地方的原生风物和“长效设计”。2012年,他在东京创立d47,一个集美术馆、商店和食堂于一体的复合空间,用于发掘、展销47个都、道、府、县的地方风物和设计。
| 左靖,深圳华美术馆,长效设计展
长冈贤明说,今天的日本,“经历了经济增长后,人们懂得了物质并不能使人幸福,金钱也买不到幸福,于是他们开始远离城市。为了谋求幸福的实际感受,人们开始移居到地方和农村地区,移居到没有被消费和媒体操控、可以使用自己的五感去感受事物的地方”。
于我们何尝不是如此。在我们的广袤大地上,在那些偏远的地方,在没有被现代化、工业化席卷的地方,也本然地存在着许多美好的事物。
在市场角度看来贫瘠的乡村,在文化上反而很有可能是富有的。它们需要被发掘、被重新设计,经过文化转化,实现经济变现的可能性——这就是“文艺乡建”和“社会设计”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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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子,民间观察派,独立思考者,上海朴人资产合伙人,杭州鼠打猫互动合伙人,易接网特约记者。
作者: 刘子、大驰、林宇~村晚研究所
来源: 村晚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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