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上的中国(六)丨今天的知识分子,还要不要下乡?

---壹:觉醒年代与乡土---

今年是党建百年,世所瞩目。热门大剧《觉醒年代》,就将百年前的浪潮、觉醒、抗争描绘得淋漓尽致。

剧中,李大钊的澎湃、坚定与深情令人难忘。不同于陈独秀与胡适,从北京乡下的长辛店,到面临辫子军迫害南下乡村调研,到躲避京师警察厅追捕回河北昌黎种地,李大钊的精神基地和思想路径,始终与乡村紧密联系在一起。

李大钊曾写过一篇《青年与农村》,号召“我们青年应该到农村去”。他认为,一是“中国农村的黑暗,算是达于极点”,二是要推行民主政治、“立宪”,就先要有个民主、立宪的民间,先要“把那专制的农村,变成立宪的农村”,才有培养民主的沃土,第三条很实在,他说,现在许多青年,天天在城市里漂泊,找不到出路,“农村中很有青年活动的余地,并且有青年活动的需要,却不见有青年的踪影”,这是一种“自误”——可叹的是,百年后的今天,这个观点依然成立。

五四的另一个重要思潮,即是这“新村运动”。与陈延年等在城市组织工读互助社同步,一些理想主义者在农村建造“新村”,实行财产公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共同过着一种一边读书、讨论,一边从事农业、手工业劳动的新生活。周作人、毛泽东都是积极探索者。

同步“德先生、赛先生”、社会主义理论的引进,一代寻路者们就认识到,要改变中国面貌,必须发动广大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到民间去”。这也是百年中国第一次乡建运动。

如果说第一次乡建运动同五四一样,尚限于思想、文化运动范畴,到30年代就已发展为一种广泛的社会运动。大革命失败后,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认识到改造中国须从农村开始。于此形成两种不同路径。

其一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他们认为,农村问题的根本是土地制度问题。从土地改革入手,改造农村生产关系,再以广大农村为根据地,进行全国变革,最终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大批革命知识分子去往农村发动革命,改造农村,建设苏维埃。

其二是晏阳初、梁漱溟等知识分子主导的“乡村建设运动”。

晏阳初认为,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为“愚、贫、弱、私”,应对此开展平民教育运动,即通过对“人的改造”的教育工作,解决整个社会问题的根本。从平教运动,到发动大学教授、原政府高官到河北定县实践,到抗战期间建设乡村建设学院,及至战后因得不到政府支持远赴菲律宾、危地马拉等国继续开展国际性的乡村改造运动,他的一生,充满着“平民而伟大”的现实主义光芒。

梁漱溟则认为,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极严重的文化失调”,因此应以中国固有文化为基础,吸收西方先进技术,建立民族新文化。在山东邹平等试验区,他以乡农学校为核心,将传统乡绅力量、乡约礼俗重新整合,设立涵盖地方教育、议事、行政等于一体的组织机构,同时,建立生产、销售、运输合作社、农民银行等生产、金融组织,推动农村技术进步,走一条以农业引发工业的道路。


|“碧山书局”中的梁簌溟

彼时乡村建设如火如荼,据国民政府实业部统计,1934 年全国从事乡村建设运动的团体达六百多个,实验点、实验区一千余处。它们是民国“黄金十年”的重要组成部分,后多因日本侵华告终。

第三次乡村建设运动发生在抗战期间。

在民族的大流亡中,大批知识分子走向中国的穷乡僻壤,在实际接触中加深了对中国农村问题的认识。结合党内的整风运动、延安文艺座谈会等,毛泽东呼吁,“中国广大的知识分子应该觉悟到将自己和农民结合起来的必要”,“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

于是,大批知识分子涌向延安为中心的根据地,开展与工农结合的第三次乡建运动。

尽管这次乡建运动有其独特背景,但知识分子在下乡过程中加深了对农民、农村,以及国情的了解,思想感情发生了变化,客观上也大为推动着乡村建设事业。

与前两次不同,这次乡建运动是思想、政治、文化、经济全方位的大改造。譬如,1942 至1945 年边区开展的大众教育运动,与同时开展的减租运动,互助、合作运动,大生产运动,民主选举运动互相配合,引发了农村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的全面变革,并为抗战后大规模土地改革运动,及夺取政权奠定了基础。可以说,如果没有第三次乡建(改造)运动,就难以获得广大农民的坚定支持,也就难能有解放战争的摧枯拉朽、新中国的迅速建立。 

---贰:建设时期与乡土---

第四次乡建——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建国后,国家的教育、文化、卫生等政策都是倾向农村的。虽然过于“人定胜天”,发动了“大跃进”运动与“人民公社”运动等,造成了相应后果,但整个五六十年代的国家建设,也便是一场以乡村为主体的全国性的乡建运动。

在那个年代,大多数知识分子满怀激情和热爱,选择广袤农村,选择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实践理想、改造思想。

正因为无数的人才涌入乡村,今天广大乡村“半现代化”的基础,就是那些年代打下的:

那时,私塾教育被取消,“老师傅”被拉下神坛,乡村急缺教师,如果不是那些知识分子,一代人都将失去教育机会——今天,我的父亲还时常回忆起他读小学时那些来自上海的优秀老师;

知识分子与农民一起,钻研农田水利技术,直到今天,许多乡村的水利工程,还在吃那个时代的老本;

乡村的第一批赤脚医生、沿用至今的乡村合作医疗制度,也是许多城市医生、医学生培养起来的……

建国后第一批城市知识分子,与勤劳肯干的中国农民结合,共同奠定了中国乡村建设、以及整个现代化建设的基础。

而在建设乡村的过程中,那些知识分子也建立起自己的“精神根据地”。

钱理群回忆,大学毕业时,组织上分配他到贵州边远山区去,尽管多少有点因“家庭出身”不好惩罚的意味,但依然欣然前往,这不仅是党的安排,也是“好男儿应当志在四方”的个人理想。后来,他在那里度过从二十一岁到三十九岁的人生最美好的时光。但他并不后悔,在大灾荒的年代与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他是与底层老百姓一起经受磨难的,并因此对中国社会有了真正深切的了解,他与中国的底层社会真正建立了血肉联系。

知识青年与乡土,何尝不是相互建设的关系。

第五次乡建,文革期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文革造成的学校停摆,叠加不计成本的三线建设,造成了严重的城市劳动力过剩危机。为此,毛泽东号召,“农村广阔天地,大有可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如果说第四次乡建主要参加者是知识分子,那第五次乡村运动,包含的就是中学生在内的知识青年了,六七十年代,共有约4000万知识青年参与到持续的上山下乡运动中。这场运动也因此更为广泛,影响深远。

当然,这场上山下乡运动,许多是非自愿的,也增加了农民的负担,无须美化,但过程中,广大知识青年与广袤乡土的融合,史无前例地影响着一个国家的未来。知识青年继续推进着乡村建设,包括农村的思想变革,而反过来,也被乡村深入塑造着。钱理群曾在一篇文章中引述过一位当年知青说的一句话:我来到农村,“才知道了什么叫中国,才知道了我们的老百姓是多么地苦又是多么地好”,而这两个“才知道”,无论对知青本人,还是对未来中国的发展,都意义重大。

这些知识青年,构成了对文革和中国现状的反思,以及文革后全国性的思想解放运动。直至今天,活跃在中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学术各界的许多中坚骨干,乃至国家领导人,都是上山下乡的4000万知青中的一员。他们对改革开放至今的中国变革,产生着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  稻田中的“先锋书店”

回首百年中国,党建、乡建与知识分子,向来都是紧密联系的,没有任何一个因子,就难有其他两者。

甚至可以说,党建史即乡建史、知识分子运动史,也并无不可。 

---叁:大变局时代与乡土---

理解了党建与乡建的关系,就不难理解今天百年大变局时期的“乡村振兴”战略了。

改革开放后,中国逐渐进入市场经济社会,国家政策导向工业化、城市化,乡村不再有规模的建设运动。不光城市知识分子,包括农村自己出产的知识分子,也都逐渐远离乡村。乡村缺乏建设走向没落,可想而知。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百年前,李大钊说,“一般知识阶级的青年,跑在都市上,求得一知半解,就专想在都市上活动,都不愿回到田园;专想在官僚中讨生活,却不愿再去工作。久而久之,青年常在都市中混的,都成了鬼蜮。农村中绝不见知识阶级的足迹,也就成了地狱。把那清新雅洁的田园生活,都埋没在黑暗的地狱里面,这不是我们这些怠惰青年的责任,那个的责任?”

七十多年前费孝通说,“在传统的乡土文化中,人才是分散在地方上的……一个乡间出来的学生学了一些新知识,却找不到一条桥可以把这套知识应用到乡间去;如果这条桥不能造就,现代的教育,从乡土社会论,是悬空了,不切实的……提倡都市化是不错的,但是同时却不应忽视了城乡的有机联系。

在建党百年、建国七十多年后的今天,依然一针见血。社会建设、知识分子因远离广袤乡土,尽管在市场经济浪潮中收获颇丰,又何尝不是雨打浮萍、若有所失。

可以说,不了解乡村,就不懂中国共产党,不懂中国共产党就不懂中国,不懂中国只好向外求解药,但外来的药并不一定都适合乡土、中国之病,便觉得失望、被冒犯、被打压,因而生气、喋喋不休、易怒偏激……这便是今天中国许多知识分子面临的“精英困境”。

若说解药,显而易见。

今天许多的调研中,从深入乡土、造福一方的县委书记到镇长、村长,从扎根乡土、亲身实践的城市知识分子到艺术家、文化学者、NGO组织,从市场化、城市化大潮中率先觉醒的社会企业家到万千村民……都在默默摸索、实践各自的乡村与国家振兴路径,收获满满。

他们是我所追踪的“大地上的中国”,他们就是新时代、与市场经济同样伟大的乡建和民族复兴运动力量!


|  屏南县四坪村,一个画家救活一片古村

更令我欣喜的,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尤其是95年后去到乡土工作。从年轻设计师到文创人、新农人,从民宿经营者、创业者到普通店员、打工人,从高校研究生、博士生到乡村工作者、热爱者……他们摆脱内卷、躺平的城市,奔赴鲜活、充满挑战与机遇、也更容易获得人生成就的广阔乡土。

一代新人胜旧人,他们便是这时代奔涌向前的新鲜后浪!


| 恰同学少年。图/王记勋

每一场乡村建设运动,都在特定时代背景下发生。今天,我们需要的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下,重建党建与乡建、城市与乡村、知识分子与基层的关系。

尽管国家实力强大,但乡村振兴依然须充分调动广泛的社会力量,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力量。尽管许多知识分子已习惯“亲市场远乡村”,但城市已然内卷,广袤乡土逐渐大有可为。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更重要的是,社会上上下下的、我们共同的根,依然是这片广袤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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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子,民间观察派,独立思考者,上海朴人资产合伙人,杭州鼠打猫互动合伙人,易接网特约记者。

 参考文献:

钱理群,《20世纪中国的五次乡村运动》

晏阳初,《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运动》

梁簌溟,《乡村建设理论》

温铁军,《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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