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蚯蚓》---
夏天雨后,常有蚯蚓爬上小广场,小孩们看着这些黏糊糊、蠕动着的“小动物”,都躲得远远的,我两岁的女儿也不例外。
它们从黑暗的地下爬上来,仿佛带着污秽或者邪恶。一些大点的孩子跑过来,喊着踩死它们,不一会儿就尸陈一地。
城市新一代的孩子习惯了脚不沾泥,对这种有土壤的地方就有的“小动物”觉得陌生甚至恶心。事实上,蚯蚓的智慧和作用远超人类的想象。
地球在过去的5亿年间,发生了5次生物大灭绝,许多大型动物先后灭绝,而小小的蚯蚓,已经在地球上生存了4.8亿年。我们在乡下也很清楚,锄草时就算不小心把它拦腰斩断,它的每一段也都还能继续生存、成长下去。
达尔文就把晚年都献给了挚爱的蚯蚓,在他的封笔之作《腐殖土的形成与蚯蚓的作用》里,他就热情地赞美了蚯蚓的生态作用:“未被赞颂的生物,无以计数的它们改变了陆地,就像珊瑚虫改变了热带海洋一样”;“使地质巨变、抚平坡地的搬运工”;“人类值得信赖的朋友”;“保持土地肥力的守护神”;“我们很难找到其他的生灵像它们一样,看似卑微,却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起到了如此重要的作用”……
它们清理着各种动物粪便、枯枝败叶,连着泥土一起吞下肚,再产生新的肥土。数据显示,蚯蚓每年翻土达每英亩(4047平方米)1000吨,普通庭院中1英亩土地就有53767条蚯蚓,在每英亩土地中每年由蚯蚓带到地面的肥土达18吨。
多年来,城市的人们远离土地,对这些土壤间的小生灵太多歧视。他们不会知道,这些遍布房前屋后、田间地头的小东西,可是遥远乡下农民们的宝贝——当然,农民和蚯蚓一样,也成了他们并不了解的存在。
蚯蚓、土壤、农民,是这个世界文明的源起和根本。他们都不应该被忽视,都应当被重新看见和尊重
---贰:村歌计划---
本质上,世上所有的产出都源自土壤。所以有什么样的土壤,就有什么样的世界。
科学观察发现,蚯蚓粪还有强大的杀毒能力。只是,不知从何时起,人们不再信任“蚯蚓”,而大量采用农药、化肥,美其名曰,为土壤“杀毒”。
今天的许多乡下,翻开一块土壤,已经很少蚯蚓。土壤板结,肥力失去,虫害威胁,迫使人们更加依赖农药化肥、除草剂、催长素。
现代工业往乡村倾灌的不只有农药、催长素。随着时代发展,城市往乡村倾销劣质商品的时代正在过去,倾销劣质文化的时代已经来临。
今天的乡下,青少年儿童热衷于手机游戏、抖音快手,社区团购、电商无孔不入,网贷、六合四处泛滥。县城的房地产广告被刷在墙上、挂在横幅上,刺激着乡下人掏光最后一块钱、背上两代人的负债奔赴城市过“繁华”的生活。年轻人发动贷款买来的小汽车,去县城、镇上吃早餐、住宾馆,空留年老的父母在家吃咸菜稀粥、剩饭剩菜……
规模化生产的劣质文化,消费主义的倾袭,唯城市论的片面灌输……薄弱的乡土文化土壤,在汹涌而来的“文化农药”、“文化化肥”倾销下,毫无抵抗力,逐渐失了神,人心涣散,无所凭依,沦为内在发育不健全的精神残疾。
居于城市、代表城市及工商业利益的地方决策者,一面通过撤并乡村中小学教育、合村并居等行为继续扩大城乡差距,一面响应国家号召,“家电下乡”、“汽车下乡”,将城市消化不了的产品送到日益萎缩的乡下。
甚至还有“送文化下乡”——虽然这是一个巨大的伪命题。通常的手法,是市、县组织地方歌舞团、文化馆、戏团去乡下演出,演出的节目可想而知。而一旦文化“下乡”上了规格和规模,台下坐的也多般不是农民。
“送XX下乡”本身就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外来者视角。且不说并不喜爱乡土的城里歌舞团来了就走,根本不可能产生文化,更根本的,是文化根本不可能靠别人给予,而必须是扎根本土、经历时间演化累积而成的。你可以说“送节目下乡”、“送表演下乡”,但实在缺乏依据说“送文化下乡”。
今天的乡下,当“希望的田野”被城市的赞歌取代,当曾经年轻过的老人们几十年都不再唱歌,当孩子们每天哼唱抖音神曲、情情爱爱,对故乡的一切嗤之以鼻,乡村文化振兴,又何尝不是个伪命题。
城市有市歌,学校有校歌,企业有司歌,乡村为什么不能唱自己的歌?
2018年,乡建机构“爱故乡”团队,与民谣歌手孙恒团队共同发起“村歌计划”,通过深入乡村的田野调查,组织以村民为主体进行创作,并进行专业后期制作的形式,开展在地化的村歌创作。
《风情外普拉》所演绎的外普拉村,位于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永仁县的大山深处。它始建于元朝,至今还保留着完整的村庄构造,和彝绣、彝乐等非物质文化遗产。
2021年3月,“村歌计划”工作组一行5人抵达外普拉村。在乡野调研中,音乐工作者们走访曾是文艺骨干的中老年人、彝乐传承人及众多普通村民。著名音乐人张楚也特意赶来,人们一起唱起彝歌、跳起左脚舞,欢声笑语互相感染着彼此。
好山好水哪里都有,不同的是人。不同的村庄讲述着不同的故事,不同的文化历史衍生出不同的人,不同的人创造出不同的家园。村歌就是村民们心中最真挚的情感与心愿。
数天的音乐调研后,音乐工作者与十余位村民代表一起组建起“外普拉村歌音乐工作坊”,通过“生命故事”、“村庄大事记”、“歌词接龙”等,串起从个人成长与村庄发展的轨迹。每一句歌词都要经过大家反复斟酌讨论、修改完善。通过集体创作,终于创作出大家想唱的歌。
村歌诞生了,村民们决定在村委会举办一场乡村音乐会。
音乐会上,音乐人与小孩子临时组成了“段玉&小葡萄组合”,身着传统服饰的妇女们组成了“合唱团”,彝族大哥带来了彝族乐器表演。最后人们一起跳起火波诺玛左脚舞,外普拉村歌“全球首发音乐会”在大山里的村委会小院温情落幕。
音乐者们带着歌曲回到北京进行专业后期制作,制作还没有完成,这首热情、简单的村歌就火爆开来。老人们坐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唱,妇女们在干活的时候唱,孩子们在放学路上唱,然后通过抖音,带动着全县10万彝人一起唱……
其实许多村庄,都曾经有他们的“村歌”。在福建屏南县四坪村,“村歌计划”找到传统四平戏的演唱者。但老人已经几十年没有唱过,一时沉默。在工作者和村民的鼓励下,老人打了一些电话,一下子来了数十名老人。
原来四平戏是帮腔(一人唱,众人帮)的一种,一个人并不容易唱。最终,融合了本地四平戏、评讲戏、帮腔元素的村歌《云四坪》诞生。
歌曲的“全球首发”,是在村口池塘边的大树下。唱完村歌,老人们拉起二胡,吹起唢呐,唱起那些古老的歌谣,眼中有光,脸上有笑。那些传承数千年不息的乡魂,在月色下轻轻叩开着人们的心门。
老人们在音乐中找回了尊严,年轻人在音乐中找回了乡愁。池塘边榕树下的音乐会结束后,村里成立了文艺队、合唱团,一位新村民还去政府申请了专项基金,开办了传统评讲戏、四平戏传习所。被人遗忘的乡村,唤回了自己的灵魂。
这样的村歌,已经在安徽、河南、云南、重庆等六省市的十个村庄落地生根。所到之处,都催生着乡村文艺自组织的诞生,村庄也渐渐恢复了自己的文化凝聚力、表达力。这些,远远不是劳民伤财的“文化下乡”所能比拟的。
孙恒说,“村歌计划”是一项社会工作,而不是音乐圈里的工作。他的希望,是把这套方法总结、推广出去,做村歌培训,带动更多人去推进。
乡村振兴尤其是文化振兴,多么需要更多这样微小而伟大的“蚯蚓”。
---叁:大地民谣---
作为曾经的城市音乐工作者,孙恒认为,城乡音乐的最大差别,在于脱离感——城市里唱歌、听歌是产品,要花钱,城市音乐节也限制了很多人,没钱的人、行动不便的老人和残障人士,都没有资格参加。而在乡村,音乐从来就是生活场景。
他和他的新工人乐队,曾经在乡村大集上唱过,一个妇女拉着残障的老公听了两小时。政府修建的乡村大舞台,空空荡荡,平时根本没有人使用,有一次他们受邀在一个乡村舞台上演唱,结果台下只有一个6岁小女孩,安安静静地听了两个小时。
文艺脱离民众已经太久,音乐远离大地已经太久。
2019年,孙恒、姜国良、路亮等一行六人,从北京平谷出发,举办为期45天,遍及十多个省市的“大地民谣音乐会”。
他们依靠的是朋友圈的众筹,两辆车,自驾一万多公里。他们不去城市剧院、体育场,而是走向田间地头、古村老巷,为万千农民义务演唱。
一块小小的广场,立一块喷绘板,就是闪光的小小舞台。他们和志愿者发掘、发动乡村文艺骨干——有的是守教堂、看大门的老人,有的是刚从地里回家简单收拾一下的农妇,有的是七八岁的小朋友,有的是前来游玩的游客,他们拉起二胡,拿起话筒,组成临时小乐队,在乐手们的专业伴奏下,唱着自己的歌。
“台下”,是十里八乡赶过来的村民,多是“389961”部队。他们带着自家的小板凳,家里养的土狗在人群中穿梭,他们与大地上的虫鸣蛙声一起合唱,他们真挚的欢声笑语响彻着沉默了多年的乡土。
孙恒经常想起,有一年他去重庆山区访问一位当地曾经十分有名的民歌手。他们翻山越岭两个小时,一路问了好多人才找到,结果老人死活不唱,只好无奈地离开。
后来,他们才知道,老人之所以不唱,是因为那里的民歌属于“薅草锣鼓调”,是集体劳动时的民歌。时至今日,集体已消失,劳动者也不再自豪、有力,老人已经几十年没有开口唱过……这种地方民歌,也许将失之不见。作为音乐工作者的孙恒觉得很悲伤。
事实上,贫穷不是沉默的原因。在大西南、大西北的贫困山区,人们再穷也要唱歌。侗族的大歌,西北的信天游,充满乡土的力量,支撑着一代又一代人在贫瘠的土地上乐观地繁衍生息。
真正的原因,是尊严与自信的丧失,是广袤乡土、社会的多元文化走向唯市场化、商品化,生活在大地上的“蚯蚓”被漠视、被歧视。他们太需要抒发自己的声音,他们太需要属于自己的歌唱。
这些乡村音乐工作者们,自己的生活也很不宽裕。“村歌计划”与“大地民谣音乐会”都是公益性质,加上疫情影响,一支五六个人的乐队(3人专职),一年收入不过十余万,却还在不遗余力地为农民、为大地歌唱。
他们也是被市场和主流文化所轻视,却又极为根本的文化“蚯蚓”。
---肆:大地好声音---
疫情迟迟不退,叠加前赴后继的猪瘟、粮食威胁、种子危机,今天的人类都应当反思,未来,怎么样的生活才是健康、有尊严的?
健康,关乎土壤、种子、水、空气、食品安全等。尊严,在于唤醒人们不再片面追寻别人的认同,而建立自我认同,在于摆脱被动的外部文化倾袭,重塑文化主体性。
其实,健康与尊严就是一回事。当整个社会将“蚯蚓们”踩在脚下,没有起码的尊重,还不断用产品和文化上的农药灌输,却还指望他们在土地上安居乐业,老实本分地为城市供应健康,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悖论!
历史不会是孤立的。
回望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经济腾飞后的日本、中国台湾地区,也面临过经济放缓、环境恶化、社会断裂、人心动荡的时期。70年代末起,日本、台湾地区一起,进入大反省时代:乡土文学运动、民歌运动及新电影运动互相激荡,促使着一代文学家、音乐人、电影人走向乡土及文化自省,伴随着乡村社区营造运动一起,形塑了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文化风貌,深刻地影响着一代乃至几代人。
宫崎骏、侯孝贤、罗大佑……至今还是东方当代文化史上难以逾越的巅峰。人们至今还随口哼唱的台湾乡村民谣,已成为联结全球华人共同的纽带。
今天的中国,硬实力远超当年的日本、中国台湾地区,面临的环境恶化、社会割裂也毫不逊色,国家也推行着乡村振兴战略,但以乡土和传统为根基的文化内省、重塑、新生,却迟迟不见迹象。
文化与市场媾和,片面追求流量、商业模式——当代文学被火爆的网络小说、短平快的短视频压制,国产大片简单成为西方电影工业化的模仿者,音乐人以欧美、韩流为荣以乡土为耻……虽偶有李子柒、自得琴社这样互联网化的文化传播者,及Tiktok这样走向全球的火爆应用,但能联结内外的文化共情力,总体依然乏善可陈。
不从联结你我的文化根源上寻找,片面跟随市场讨好大众需求、小众品位,譬如前赴后继的好声音、歌手、选秀,尽管能新奇、偶发性地流行一时,却永远只能浮于表面,难以真正的触动人心、形塑文明。
孙恒,以及我所喜爱的民谣歌手洪启,不约而同地将心中最尊崇的音乐人的位置,给予了王洛宾——这位公认的“民歌之王”,从来不认为自己是“王”,而只是一位传歌者。而无论历经多少苦难,他的音乐总是带给人们乐观与欢乐。
孙恒和他成立于2002年的新工人乐队,从为进城农民工及其子女演唱,到走向大地推进“村歌计划”和“大地民谣”,从来没火过。洪启和他的新疆民谣,也从来不温不火,但都拥有着一种我所珍视的大地性、健康,与尊严。
我宁愿坐在月光下的小板凳上,听你唱一首村歌,也不愿拥挤地坐在天鹅绒坐垫上,听你那浮在城市上空的,求而不得的虚弱苦闷。
作者: 刘子、大驰、林宇~村晚研究所
来源: 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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